四(4)班一次群体逃学事件

发布时间:2019-01-13 02:51    

1962年寒假结束,我们班进入了四下年级,班主任赵宝珍因产假而由男教师牛凤林代理,教我们语文,但他的本职是教体育。牛老师对我们班的约束力明显达不到赵老师的程度,有七、八个同学,胆大妄为,在他的鼻子底下,闹了一次集体逃学,我是这七、八个人中的最领先者。

那是国家三年经济困难后期,物资供应仍然匮乏,除了自来水,很少有不要票证的东西,食品商店空空如也。学生们长期处于半饥半饱状态,班里的男生间出现相互乞讨的风气,哪位男生要是拿食物到学校啃嚼,顿时会被其他男生包围,大家伸出手讨要,被讨者一般都会将食物分一点给大家,哪怕每人一点小碎沫也行。谁买一根棒冰,周边男生一人咬一小口。

城站福利馆的铁路职工中心食堂供应略为好些。据说这是上海铁路总局所属分局里的最大型食堂之一,每天可接纳几千人次用餐。附近有铁路二小和铁路四小,总共两三千学生两所学校都没有食堂,两校大量学生因家庭食品供应紧缺而纷纷涌进城站铁路中心食堂用餐,特别是中午,对中心食堂的职工用餐造成很大的压力,为确保职工的正常用餐,杭州铁路分局对学生就餐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委托各校领导限量发放就餐证,专提供白天家中无人做饭,或者父母双方单位食堂离学校过远的学生。我们班有部分同学领到了就餐证,我也在其中。

尽管限制了学生的数量,但实际去铁路食堂就餐的职工、学生数量仍然庞大,尤其是中午,晚去食堂者常吃不到象样的菜。现在人们的观念是“再穷也不能穷了孩子”,那时的观念是“孩子没关系,大人先保证”。中心食堂做了规定,中午学生全部到一楼的小餐厅用餐,职工到二楼主餐厅用餐,楼梯口有专人把守,禁止小孩上去。

一楼小餐厅仅两个售饭窗,接待好几百的学生,长长的队伍常常要排出福利馆大楼外的人行道。学生伙食很差,每天基本上是清一色青菜盖浇饭,菜价稳定在5分钱,饭可以根据需要花粮票任意买。有时会略加点豆腐干丝或肉丝,更好时有一两片小带鱼。常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排在最后的学生吃不到菜,只给几片酱瓜或小块腐乳,有时甚至只能在白米饭浇点酱油或一小撮盐。为避免酱油和盐挨到自己,插队打架、队伍混乱的事情经常发生。于是食堂领导专门安排一位个子高大、身材魁梧的叔叔,套上紫红色值勤袖章维持秩序。那叔叔责任心很强,脸色冷竣,力大无比,孩子都怕他。他口才很好,象专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大领导,对一些调皮捣蛋的孩子,常用当时最时尚的大道理进行训斥,常教育正在排队的学生,要珍惜新社会的幸福,旧社会的劳动人民吃糠咽菜,哪有青菜盖浇饭吃?偶然有点肉丝和带鱼时,那叔叔就要提醒大家:“旧社会只有地主资本家才能吃到肉丝和带鱼,你们现在能吃肉丝带鱼,多幸福啊!”

那叔叔几乎每天都要挨个检查正在排队同学的就餐证,没带就餐证的立即请出食堂。常有没证的孩子混在里面,查出来了赶快逃走。也有真忘带证的,查到后没有商量,照样赶走,被冤枉的孩子总是哭着离开,往往因此而饿一顿,因为街上基本上没有食品可买。

牛老师当代理班主任后的有一天,上午第四节课是自修。自修课一般只做作业,老师不一定整堂课都在教室陪伴。那天上午广播体操结束后,趁着较长的活动时间,我与同班王永昇同学闲聊,说起了铁路食堂排队的艰难。我突然想出个馊点子,第四节自修课逃走,早点去铁路食堂排队。他有点犹豫,可在我的鼓动下答应了。我提出了逃走的办法。

学校的大门由一位老校工看守,长传医生铁路支付,戴顶铁路大盖帽。他兼管上下课打铃、烧开水和印刷讲义,要想从他的眼皮下逃学说易不易说难也不难。虽然大门紧闭,可小边门总是开着。下课时常有学生在传达室玩,也有人会玩出校门,上一下校门外的厕所,但一般不会走远,上课铃一响,统统奔回教室。老校工视察一下校门外,没人就行。如果真有学生走出去,定会被他叫住。我与王永昇约定,第三节下课时我们去传达室附近玩,我故意抢夺王的东西,然后让王死命来追我,我死命地往校门外跑。这样的打闹平时常有,老校工不会怀疑。

第三节课结束了,我与王永升按计划行动,顺利地逃出了校园,满身轻松地直奔铁路食堂。我们去太早了,食堂玻璃大门紧闭着,里面有根大铁链锁着,门口只有我与王永升。我们无聊地耐心等待。过不多久,我们意外地发现同班男生王天锡也来了,后面又陆续跟来五六个同班男生,真没想到,那天有那么多逃学的人。我此时的心很虚,无意和一起逃学的同学聊天。他们也个个没声音,静静等候食堂大门的开启。

来食堂门口等候的学生多起来了,人家都是按时放学过来的,唧唧喳喳热烈闲聊,我们这七、八个人还是那么间默默无语。等食堂里面的工作人员来开门时,大门外起码有三十来人,我与王永升被紧紧地挤压在大玻璃门上,等门一打开,我差一点被挤压的人群推倒。我与王永升跌跌撞撞地冲进一楼小餐厅,两个售饭窗的第一名都被我们抢着了。又等了很长时间,售饭窗口打开,我与王永升第一个买到青菜盖浇饭。此时的队伍已经排出大门外了。

第一个买到饭,只有瞬间的快意,等吃完了,再想想也没什么意思,我们实际等待的时间比平时正常排队还长,更何况是以逃学为代价,不值得啊。

我怀着不安的心情与逃学的伙伴们一起先后回到了学校,教室里没人,中午回家吃中饭的同学还没回来。等回家吃饭的同学们陆续回来时,他们都吃惊地问我们:“你们怎么都逃掉啦?牛老师看自修课少了那么多人,都发火了,要找你们算帐呢。”我害怕了。

下午上课时,牛老师严厉地批评了我们几个逃学者。下午放学了,我们逃学者全都被留了下来,围坐在窗口的几张课桌边。满脸怒气的牛老师要我们老实交代,是谁带的头。大家低头不语。长时间的沉默让牛老师很生气,说:“今天不说出带头的人,谁也别想回家。”

大家还是不作声。看样子还真没人带头,从中午大家在食堂外逐一见面时相互吃惊的表情看,基本上是不约而同的个人行为,唯有我,真是个鼓励王永升一起逃学的带头人,而且是第一个到食堂。此时的我心跳得厉害。

牛老师更火了,严厉责问:“怎么没人说话?”

一个同学胆怯地指了王天锡说:“我是跟他走的。”王天锡朝他看了一下,没说话。也许那同学真是跟王天锡走的,但不会是王天锡刻意带他的。我灵机一动,也把指向了王天锡,说:“我也是跟他走的。”

话一说完,我立即后悔了,我明明与王永昇最早到铁路食堂大门口的,大家全看到的,王天锡只要回过神来,一下咬住我不就完了吗?我更害怕了。

不料王永昇也手指着王天锡说:“我也是跟他走的。”浓浓的感激之情涌上我的心头,王永昇,够朋友!

顿时,在坐的同学全把手指向了王天锡,个个说:“我是跟他走的。”。

王天锡瞪大眼睛,环视大家,楞了很长时间,突然大声责问:“你们怎么那么刻剧啊?我什么时候带你们逃学啦?啊?!”

牛老师问大家:“到底是不是他带的头?”大家异口同声说:“是!”

牛老师要王天锡进一步交代是怎么会事,他冲着牛老师大声说:“是我!是我!什么都是我!他们都没事!好了吧?!”

委屈的王天锡大哭了起来,倔强的他,牛老师无论怎么询问,都不予理睬。他的倒霉,是因为他和随后跟来的同学都忘记了,是我和王永昇最早到铁路食堂的,任何人只要及时向我反指一下,我这个罪魁祸首马上亮相了。

牛老师做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决定:凡逃学者都要受纪律处分,其中王天锡要负主要责任。他让我们都认错后允许一起放学回家,听候处置。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家,虽然王天锡莫名其妙地代人受过,让我给混过去了,可我心里却有一种难言的沉重。带头群体逃学,那是多么大的违纪啊,这个冤大头不知道会落到什么地步?

意外的是,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什么动静也没有,逃学之事好像没发生过。或许牛老师没有向上级汇报此事?

没过几天,王天锡与我和好如初,毕业时我们还交换了毕业照。那件冤案对王天锡来说就这样过去了,可对我来说,却留下了有负于王天锡的永远内疚。随着年级的逐年上升,对王天锡的歉意也日渐加深,有多少次我想向他道出真情,可说不出口。上初中后,每次走过他的家墙门,都有重重的亏欠感。

福利馆理发室有个梳两支长辫子的年轻女理发师,一次中午我与王天锡一起去福利馆食堂吃饭的路上见王天锡与她打招呼,得知他们是邻居。上初中后一次去福利馆理发,正挨着那位大姐给我理发,我问他:“你熟悉天水吗(王天锡的小名叫天水)?”大姐给了我肯定的回答,我们热聊了起来,我想借此机会委托大姐转告我对王天锡多年的歉意。可到嘴后又咽了回去,因为觉得话题太长,理发很快会结束,三言两语不知从何处说起,只好作罢。这歉意一直延续到今天。

Copyright © 2018 食堂售饭机 浙ICP备16004969号